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三北防护林与古老的长城相拥相随，从东到西绵延数千公里，蔚为壮观。因其恢宏的气势和庄严的生态承诺而被喻为绿色万里长城。
科尔沁沙区防护效果显著
1962年10月，我踏进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前身）的大门，加入了由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著名林学家曹新孙先生领导的防护林课题组。从此，便和防护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助农安邦，初启探索农田防护林
1960年，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大办粮食、大办农业”的方针，研究所决定把农田防护林研究作为全所重点领域之一，于是成立了防护林课题组。1961年选定辽宁省昌图县傅家机械林场朱家管理区作为代表风沙农业区的防护林定位试验站，为承担全国林业科研规划中的“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农田防护林研究”提供了野外试验基地。建站初期，按照曹新孙先生提出的“中间林带”的设计思想，成功地营造了我国北方沙土地区第一片针叶树农田防护林网。至今依然记得1963年清明节那天，穿着棉大衣、冒着飘飘洒洒的风雪由昌图曲家店苗圃押运油松幼苗并组织群众造林的情景。为了防止人畜和野兔的破坏，驻站同仁（雷启迪、杨瑞英、叶仕生）绞尽脑汁，终于千方百计保住了这片试验林。
姜凤岐（左三）陪同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沈国舫院士（左四） 考察位于章古台的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
1965年，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带动下，科技战线掀起了建设样板田的热潮。此时的防护林组已扩展为多学科参加的综合研究团队并成为“沈阳地区台安等六县防护林样板田”任务的主力。通过区域考察、实地勘测冲破了以往单纯农田防护林带设计的局限，建立了以农田林网化为主、合理利用水网林网化、路网林网化的三网化设计原则和技术体系。
建“城”兴邦，科学支撑三北防护林
1978年国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称“三北”工程），从此拉开了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序幕。同时也把我所的防护林研究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配合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的需求，1979年受中国林学会委托，我所与北京林业大学共同筹备并在北京召开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讨论会。作为本次大会论文集编委，我负责完成了文集的统编与刊印。其中，由曹新孙、姜凤岐、朱廷曜提交的论文《东北西部内蒙东部农田防护林规划设计的回顾与展望》特约在大会报告。论文依据区域性防护林建设的经验结合生态学与防护林科学的最新发展提出按气候区、类型区、立地型设计的“三级设计”原则，提出发展多效用防护林的构想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防护林体系的稳定性问题。同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委托我所编写一部有关防护林的专著。在曹先生的主持下，由15人参加编著的《农田防护林学》于1983年正式出版。这部专著是建所以来以农田防护林为对象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它的贡献在于把农田防护林研究提升到一个独立的学科水平。其初稿曾在1979年—1980年印刷成册作为本组承办由林业部委托的三北防护林规划设计与营造技术讲习班的教材并分发至广大三北地区基层林业部门参考。为了这本书，我和朱廷曜先生作为编写人和统稿人，曾多次去北京。为了与曹先生更方便地联系，经常住在先生寓所附近的小旅店或招待所的地下室，多则1—2个月，少则十几天，任务是把所负责统编的篇、章初稿请先生审阅，再依据他的意见，从结构、内容和修辞上臻于完善。而那时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常常病卧在床，为了不误编写进度，他就在病榻上坚持阅改。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读一读先生抱病亲笔撰写的前言，那饱含对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的真知灼见，还是那么清晰透彻、掷地有声。
1984年是“三北”工程一期结束之年，林业部三北工程建设局（简称三北局）邀请国内14名专家组成专家考察团，分五组对一期工程进行全面考察。当年10月26日—11月12日我和王战先生作为专家考察团东北组成员，实地考察了吉林省长春市乾安、农安、德惠、梨树四县的农防林建设进展情况，最后由我执笔完成了《以现代生态学原理为理论依据，加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考察报告。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扩大三北区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加强机构力量等建议。
1993年6月姜凤岐（左一）和林业部三北局局长李建树（左二）主持宁蒙特大沙风暴考察
1983年以后我成为了学科带头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既是科技工作备受重视的时代，又是科技体制不断变革的时代，要用拼博面对挑战、用创新寻求发展。从1984年主持霍林河矿区环评项目中的防护林体系建设规划、1985年主持承担国际粮援项目中国朝阳2772工程农田防护林研究、1986年—2000年连续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三北防护林经营方面的专题研究，到2001年主持所重大创新项目科尔沁沙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研究，20年来，重点围绕防护林营造与经营、土地荒漠化防治领域分别争取到国家、省（部、院）和市三级所设科技攻关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12项。为了对每一项任务都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以及研究生曾多次深入三北防护林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察：与辽、吉、陕三省4个省级科研单位和5个市县林业行政单位协作，在近10处科研基点布置了百余项试验；并建立了大量的试验示范林；主持编著出版了4部论文集和3部专著。其中《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和《防护林经营学》两部专著是在研究所创新工程的资助和鼓励下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完成的。“防护林经营学”是所带团队近20年来针对防护林经营的国家需求和科学问题所取得科研成果的凝练和集成。依据防护成熟理论确立的阶段定向经营理论与技术构成了该书的总体框架，并努力在学科层面上把防护林经营问题加以系统地总结和提高。
硕果酬志，深情寄语防护林研究
2004年，我虽然退休了，但直到2020年的17年间依然有机会亲历团队中这群年富力强的后来人刻苦攻关、勇于创新的坚实脚步。
60年来，几经迭代的这支科研团队沿着任务带学科的发展之路，已累计出版专著7部、文集8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中国科学院（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六项、三等奖二项。1995年获得首届中华绿色科技奖银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综合全所多年的“农田防护林研究”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农业奖（集体奖），着实令人振奋。清楚地记得，1999年11月和姬兰柱书记（时任科技处处长）、朱廷曜先生同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颁奖时的隆重场面，以及我国代表团团长许智宏院士和孙鸿烈院士的祝贺和鼓励。
2008年，“北方防护林经营理论、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和朱教君出席了次年一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典礼，为团队取得如此荣誉而兴奋不已。
2018年是“三北”工程建设40周年。8月我所与三北局在沈阳共同承办了国际防护林学研讨会暨“三北”工程40周年发展论坛；11月，国家举行了“三北”工程建设4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我所防护林研究团队所在林业中心被评为先进集体；12月，国务院举办关于“三北”工程建设40年综合评价报告新闻发布会，朱教君参加会议并答记者问；12月末至2019年1月初6集纪录片《绿色长城》在CCTV7播放。同年9月27日，受拍摄组邀请我们一同来到昌图试验基地及毗邻地区进行野外实拍。重点拍摄现场正是当年亲手栽植的油松林带，此时已雄壮得像一道道绿墙，矗立在沙土地上。当我面对镜头，讲述它们防风固沙的故事，并与它们一同被定格在“绿色长城”上，真是百感交集。
科尔沁沙区樟子松人工防护林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团队内3人（姜凤岐、朱教君、曾德慧）荣获了国家纪念章。倘若曹先生在世，自然会有他一枚。闪光的纪念章意味着这个集体的付出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充分认可。
2021年3月，所工作会议宣布，我所的防护林学与森林生态学、土壤生态学均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全国第一的好消息。
斑斑足迹，或深或浅，都是镌刻在生命年轮上不能忘却的画面。（姜凤岐）
（本文图片由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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