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气味通讯领域很关注，一直在研究雌雄大熊猫之间如何‘通电话’，我们发现大熊猫尿液和它做标记的东西包含很重要的信息，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我们到了陕西秦岭和四川做研究，两地大熊猫同样都是在做标记，但四川的熊猫和秦岭的熊猫‘打电话’说话方式不一样，如果我们不做圈养的工作，就无法知道野外的情况。”6月2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行的野生动物保护及国际合作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定震向与会记者讲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对科研研究的意义。
谈及如何避免大熊猫近亲繁殖，与会专家表示，我国在制定优化繁育配对方案时，通过计算亲缘系数，排除掉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的个体配对。“对大熊猫的配对，比我们人的结婚审查还要严格。”刘定震表示。
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司长王维胜、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斯萍等嘉宾就多个热点话题答记者问。
大熊猫野外种群增长到近1900只
“通过多重努力，大熊猫野外种群从上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栖息范围不断扩展和优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已将该物种从‘濒危’等级调降为‘易危’等级。”王维胜介绍。
“我国人口普查都很难掌握到每个个体，对野生动物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透露，目前我国开展了四次大熊猫种群数量的专项调查。
魏辅文进一步阐释，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本身就是生态学上的一个难点，一些大型而易见的生物，我们可以采用直接计数的方法，直接计数全部个体，比如人口普查；由于动物种类繁多、生物学特性各不相同，种群数量调查还面临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有的物种在密林中（如大熊猫、金丝猴等）、有的物种分布范围广（如黑熊）、有的还跨境分布（如东北虎）、且具有迁移扩散能力强（如迁徙鸟类白鹤），其数量调查需要多国共同合作才能掌握。对上述情况，我们正在积极研发、推广资源卫星、无人机、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统一规范监测技术标准，搭建陆生野生动物监测体系，争取早日实现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全面监测。
与20个国家开展大熊猫合作交流
王维胜指出，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物种，被誉为“国宝”。到目前，我国先后与20个国家26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合作交流，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促进民间友好交往、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影响，并在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野化放归等领域联合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有力支持了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野外保护，成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典范。
“确保旅外大熊猫得到良好的饲养护理和健康保障，始终是我国对外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的首要任务。”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斯萍表示。
斯萍进一步表示，去年以来，我国先后派出专家组对所有国外合作机构的每只大熊猫健康和饲养管理情况进行了全覆盖的实地核查评估，结果显示，旅外大熊猫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个别健康欠佳老年大熊猫得到及时医疗诊治和良好护理。境外合作机构均按照中方的管理要求和合作协议规定，制定了大熊猫健康监测、饲养繁育和疾病防治等管理规范和技术规程，严格执行每月定期向中方提供健康评估报告，年底提交年度体检报告等制度，大熊猫主食竹来源有保障，食物配比科学合理。
“除西班牙外，今年我国还将与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开启新一轮大熊猫国际合作，同时，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福宝’等7只大熊猫的接返工作，前段时间我们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举办了‘福宝’正式与公众见面活动。按照中外大熊猫合作协议规定，还将在今年有序接返协议到期和幼仔到龄的10余只大熊猫。”斯萍如此介绍今年国外旅居大熊猫接返计划。
在王维胜看来，开展野生动物合作交流，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对加强自然保护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野外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际合作交流，先后从国外引进了我国没有分布的考拉、美洲豹、北极熊、欧洲野牛、非洲狮等数十种野生动物。我国公众可以不用走出国门，就能够在国内的动物园、野生动物园直接观赏到这些野生动物，接受相关科普知识教育。同时，也更便利科学家对这些物种合作开展繁育、疫病防治的研究活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魏辅文就开始参与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等机构的合作研究，他深切体会到通过合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开展大熊猫国际交流合作有三点作用：一是大熊猫繁育、科研成果丰硕。二是有力支持了大熊猫野外保护。三是促进了民间友好往来。
“如果没有这些科学交流，我们的孩子要想看到非洲狮，可能只能到非洲大草原，要看美洲豹，可能只能到美洲去，要看北极熊，可能还要到冰川雪地里面去。”魏辅文表示。
10只人工繁育的大熊猫成功放归野外
对此，刘定震认为，野生动物就应该生活在野外，而且不仅限于大熊猫。但是，迁地保护作为就地保护的辅助手段，也是必须的、必要的。国际公认所有野生动物物种都具有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社会价值。加强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保护，核心在于维护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其科研价值、社会价值的发挥。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全部放到野外呢？刘定震回应称，因为它们在人工环境下生存太久，不能直接放归野外。需要在特定的年龄段、接受特定的野化训练，并评估合格后，才可以放归。否则，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培训手段，将野化训练合格的大熊猫放归到面临灭绝风险的小种群，以期尽快复壮这些小种群。
放归圈养大熊猫后续如何？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2012年以来，分别在大小相岭、岷山山系，国家林草局已经组织专家开展了大量工作，成功放归圈养繁育大熊猫10只，其中7只成功融入有灭绝风险的小相岭山系野生种群，1只成功融入大相岭山系野生种群，2只成功融入岷山山系野生种群。
如果存在近亲关系，都不允许配对繁殖
刘定震表示，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熊猫人工繁育，于本世纪初突破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存活难三大难题，种群得以快速增长。为保护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避免近亲繁殖，第一，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大熊猫谱系，记录了每只圈养大熊猫的个体信息等基础数据；第二，每年组织专家对种群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雌雄个体间的亲缘系数，制定全国圈养大熊猫优化繁育年度配对方案；第三，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繁育机制，促进各繁育机构的种源交流。经科学评估，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措施下，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长期维持。
所谓近亲繁殖，按照国际惯例，是指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动物之间的繁殖。据介绍，我们在制定优化繁育配对方案时，通过计算亲缘系数，排除掉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的个体配对。因此，目前包括所有旅外大熊猫在内的圈养种群，如果存在近亲关系，都不允许配对繁殖。
近期，网上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大熊猫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因此旅外大熊猫存在被利用开展同源基因实验、打“基因战”或者被克隆的风险。
对此，刘定震回应称，首先，从科学角度说，大熊猫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只有60%多，远低于人类与黑猩猩（约99%）、大猩猩（约98%）等类人猿，甚至比小鼠与人类的基因组相似度还低，用大熊猫开展针对人类的基因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属于伪科学命题。其次，境外合作机构对大熊猫开展研究，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动物伦理审查规定以及双方合作协议的严格约束。按照这些要求，任何合作方未经中方同意私自开展有关大熊猫科研活动，其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和保护，其行为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郭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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