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岗山国家野外台站碳氮水耦合观测试验场。 受访者供图
过去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联合国内近20家单位的合作者，给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管理状况做了一次“大体检”。他们发现我国森林生态面临资源总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生态产品短缺、价值核算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等困境。
“问题的关键是生态产业发展的链条没有打通，好的理念‘叫好不叫座’，没人接手。”于贵瑞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亟须在现有生态经济体系下打破屏障，让林业真正能够养活自己。”
一次“大体检”
直面森林生态建设困境
相关数据显示，作为全世界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我国森林覆盖率60多年来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0%上升至24.02%，人工林面积居全球首位。
我国绿色空间建设成就让国际瞩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9年公布的地球卫星数据显示，过去20年，全球植被叶面积净增长的25%由中国贡献。
但短板依然存在。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统计，从全球看，我国森林覆盖率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蓄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7。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与管理整体情况究竟如何？
2018年以来，于贵瑞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世荣，带领中国科学院9个研究所、24个野外台站以及中国科学院外10家单位共50余名科学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将我国森林划分为六大林区进行研究，发现六大林区发展各自面临挑战。如东北地区经历过度采伐，植物种质资源流失；华北地区人口密度大，森林生态空间不足；西北地区生态脆弱，过往大规模高密度植树造林导致土壤干化；华中与东南地区以用材林为主，防护林较少；占中国陆地碳汇近1/3的西南林区林地质量差，造林难度大；华南地区森林生产力仍无法满足区域发展需求。
而森林结构不合理是六大林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次生林林龄低龄化、纯林占比高，可利用资源不足。我国中幼龄林占森林总面积的63.94%，用材林可采资源仅占林分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6.24%和10.61%。作为全球木材消费第一大国，我国木材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50%左右的高水平范围内。
同时，我国多数地方人工林的主体是单一树种，乔木林总面积中纯林和混交林的比例约为6：4。“通常纯林的生态功能稳定性差、病虫害等风险相对较高。”刘世荣在近日举行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与管理状况评估项目结题会上说。
例如，华南地区经济林木桉树林面积占全国桉树总面积的80%以上，对水资源、土壤质量、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外来物种松材线虫造成的病害自1982年从江苏发现以来，已经扩散到我国19个省份，9亿亩松林遭受前所未有的灾害。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森林功能划分为利用、修复和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现在我们还处于修复阶段。真正的林业高质量发展，得看森林有没有达到所需的面积、蓄积以及经营状态。”刘世荣说，森林发展现状凸显了长期经济发展造成的森林利用与保护的不协调，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算好“两笔账”
森林管理要有“商品”意识
森林生态建设面临的困境根源在哪里？
于贵瑞给记者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账是，我国林草业总面积约占国土空间的47%，而相关产出仅占全国GDP的4%，行业从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0.12%。这表明我国森林产业产值较低，从业人口过少。
第二笔账是，根据《2021中国林草资源及生态状况》，2021年我国林草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每年约为25万亿元，固定约7200亿立方米水源、固碳约12.4亿吨二氧化碳。这表明森林承担着当前中国生态建设和陆地碳汇的主体功能。
“这两笔账说明，我们的经济运作体系和自然运作体系发生了冲突。”于贵瑞说，关键在于当前全社会对林业功能的期待发生了重大转变：林业成为生态保护产业，而不是以往的经济产业。
根据2019年公布的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我国公益林占比57%、商品林占比43%。而据同年修订并实施的森林法，我国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质的采伐；商品林则严格控制皆伐面积，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可采取不同采伐方式，伐育同步规划实施。
那么，随着林业功能转型，林业建设者们如何增收？
于贵瑞和刘世荣在调查中发现，现有针对公益林的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林业经营者的增收问题。一些地方由于林业利用与保护的定位不清晰，相关政策左右摇摆。生态效益考核只能层层下压，很难提高老百姓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积极性。
这些困境直接影响了从业者队伍。研究人员表示，目前我国林业发展存在高层次人才短缺、后备力量不足、林业专业人员占比较低以及基层科技推广人才缺乏等问题。全国林草科技推广员仅3万名，人员数量与任务严重不匹配。
“我国7所林业大学培养的大学生，真正到农村、到基层去的非常少，留得住、能在林场里坚持一辈子的更是少之又少。”刘世荣说。
专业人才缺乏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目前我国森林经营管理相对粗放、科技化水平不高。森林经营基本以人力资源为主，从森林抚育、林木采伐到管理，尚未形成全产业链自动化、信息化的范例。
如何解决现有冲突？于贵瑞认为，其关键在于将森林生态建设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就像工业社会包含了农业社会，信息社会包含了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一样，更高层次的文明对之前的文明总是兼容的。我们的森林生态建设同样要兼容过往的森林利用与林业经济。”于贵瑞说，“生态价值可以无限大，但在一个商品社会中，森林生态建设必须要符合商品价值的规则。”
刘世荣也认为，要考虑如何把生态系统管理作为一个综合体系，让不同利益群体参与进来，完善机构、政策、制度、法规、科技支撑，这样才能让好的理念在基层得到落实。
生态产业化
让国土空间从“绿起来”到“强起来”
在于贵瑞看来，“盘活”当前的森林生态建设，需要实现部分森林“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严格保护公益性森林生态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些生态产品全民共享，建设费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公益森林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靠政府的补偿，或是建设者的情怀，而是要让经营者心甘情愿地自负盈亏参与到产业体系中。这需要构建新型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将森林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通过交易获取经济收入。这些产品不仅仅是木材和林下资源，更包括水源涵养地、碳汇林等新形态资源，可兼具“种库”“碳库”“水库”“粮库”“钱库”等五库功能。
以碳汇交易为例，目前我国GDP约120万亿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15亿吨，而陆地生态碳汇可吸收约13亿吨二氧化碳。于贵瑞认为，到2060年，通过林业、城市绿地等各种生态碳汇的巩固提高有望让现有的陆地碳汇能力提升1倍，上升到26亿吨左右。
“这对我国林业发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森林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于贵瑞说，为保障粮食安全，过去有“菜篮子”省长负责制和“米袋子”市长负责制，森林碳汇交易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机制。
于贵瑞举例说，假设每人每年需要固定1.8吨~2吨二氧化碳，以北京市为例，2100多万人口，需要多少绿色空间，其余的碳汇则可以与各省份在市场上交易。
“这样谁付钱、谁建设等的责任主体都明确了。”他补充说。
据介绍，目前我国福建、浙江等地已经通过集体合作社，尝试推出碳票、水票等生态产品交易方式，不过这些交易模式尚未成熟。
于贵瑞强调，在此过程中，需以生态碳汇牵引，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强调近自然的经营，巩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管理只会昙花一现，甚至破坏生态。
“一棵树只有树龄到了一定程度，蓄积量才会最大，才能让生产力最大化。”刘世荣说，“德国生长了38年的红杉直径可达50厘米，木材蓄积量一年可达1立方米，堪比速生树种杨树。所以，我们对待森林经营要耐心一点，不能只期待早期收益。”
“在学术界，关于森林或森林生态系统质量的科学概念尚未形成共识，这个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即在生产、生态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下，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该项目评审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葛剑平说。
“历史上林草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现有的生态保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林草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我们需要放下包袱，重新起步，找到新的定位，让这一国土空间从‘绿起来’‘好起来’到‘强起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于贵瑞说。（记者 冯丽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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