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矶湿地中的东方白鹳 胡斌华摄
从省级保护区，一步步成为“国际重要湿地”——1997年到2022年，胡斌华见证着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长，25年的湿地保护生涯，他同时见证着人们对于“湿地”这个词汇从陌生到熟悉。
胡斌华是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1995年的冬天，胡斌华第一次去南矶山。那个年代的南矶山，如同鄱阳湖上的孤岛，没有通电，更别说通电话了，一条路走了5个小时才能进入。但胡斌华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感觉被震撼和打动了：“所有的鸟离路边非常近，人随处一走，就会有鸟飞起来。”
1997年，南矶山成立了省级保护区，那时的工作人员只觉得“这里鸟很多”，直到2000年，“湿地”的概念才随着北京来访的专家，第一次出现在南矶山保护工作的视野中。这是一份从零开始的工作，湿地保护比鸟类保护内涵更为丰富，但比起“候鸟天堂”，那时的鄱阳湖湿地作为渔民传统的捕捞作业区，夕阳归来鱼满舱的画面，一直以来都是丰衣足食的象征。
要保护“湿地”这个“新鲜”事物，这些需要改变吗？怎么改变？
设置“点鸟奖湖”：巧妙创新保护
胡斌华和同事们从国内外先进的湿地保护实践中吸收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的香港米埔之旅，让人眼界大开。米埔湿地面积并不大，但由于采取了同时适应基围虾养殖和候鸟保护的水位调控措施，实现了湿地保护和居民生计的互惠互利。米埔的保护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平衡保护和生计，仅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行不通，一味“教育”也行不通。胡斌华认为，保护工作要从了解当地文化和需求开始，然后沟通、引导，从而实现改变。
2013年8月，一张“鸟越多，奖越多”的海报在南矶乡引起了轰动，这并非一张普通的抽奖广告，而是保护区长期深入周边社区调查研究所得的保护策略。
每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后，湖滩上的低洼地会成为渔民的天然鱼塘，被称为“碟形湖”，也是冬候鸟在鄱阳湖的主要栖息场所。南矶湿地保护区成立以后，人鸟冲突更加严峻，怎样才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寻找人鸟共生的途径？这个任务十分艰巨，首先要跨越的，是意识上的鸿沟。
鸟类保护究竟有什么用？如果只跟渔民从保护者的角度“谈保护”，基本上是无用功。在与渔民聊天的过程中，渔民们朴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鸟越多，吃得越多，损失越多，我们的损失要补。”这反倒让胡斌华和同事们灵光一闪：“既然如此，我们就来一个鸟越多，奖越多。”“点鸟奖湖”就这样有了雏形。
根据某一时段的鸟类调查结果，给予湖泊经营者物质与精神奖励，鸟越多，奖越多。慢慢地，渔民改变了以往的态度，有经验的渔民懂得鸟儿的喜好，他们把握排水节奏，让鸟儿们如“约”前来；有的渔民搭起高架，观测湖中鸟况，或者立标牌警示。一时间，渔民成了保护者，鸟儿们“赶都赶不走”。
最让他们合不拢嘴的，是鸟多了以后，来南矶湿地观鸟的游客也多了，湖边的鱼舍随之红火起来，再加上政策和项目不断倾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一切都有了可喜的变化。
“点鸟奖湖”成了南矶湿地蜚声保护界的创新案例，不仅让渔民真正得到实惠，还打破了传统宣传教育自说自话的顽疾，让湿地保护成为保护者和渔民共同的行动。
协议管湖：渔民是真正懂鸟人
许多老渔民、老猎手如今都对遮天蔽日的鸟儿如数家珍，有的成了保护区的骨干巡护员，有的成为“观鸟导赏员”。
“渔民才是真正懂鸟的人，在多年与鸟为邻的日子里，什么鸟喜欢什么样的生境，喜欢多高的水位，渔民们了然于心。”胡斌华介绍，“十年禁渔”开启之后，“点鸟奖湖”也随着南矶乡的渔业生产成为了历史。出人预料的是，在“十年禁渔”的头一年，水鸟却没有因为渔民上岸而大量回归。原因一是持续高水位造成沉水植被长势差，影响了少量水鸟取食。二是失去生产性管理的子湖泊，水位或过高或过低，能够满足水鸟栖息觅食条件的很少，影响了大部分水鸟回归。
事实证明，过去南矶湿地的子湖泊因为渔业生产需要控制水位，反而与水鸟之间形成了默契，要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态关系，碟形湖仍然需要人为控制蓄水、排水。掌握着丰富经验的南矶乡渔民，无疑是不二人选。
保护区的探索，也从“点鸟奖湖”过渡到“协议管湖”上来。保护区牵头组建“保护区-社区共管”组织，跟南矶乡所有的村委会签订了新的协议，制定湖泊适应性管理方案，由渔民把10万亩碟形湖继续管起来。这次，他们管的是水位、设施、环境、人为活动，目的是为迁徙水鸟和原生物种提供优质栖息地。
跨界创新：用建筑美学讲湿地故事
去过南矶湿地的人，都会对入口处的“自然中心”印象深刻，除了精彩纷呈的科普展览和科普活动外，这栋被大家戏称为“吊脚楼”的轻钢建筑，也是一件精心设计的作品，为了解决洪水——这一湖区的天赋难题。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师朱竞翔和吴程辉，从旁边的一个甚至算不上“建筑”的框架结构中获得了灵感：过去南矶乡轮渡的船工，冬季退水时在河上摆渡，为了顺应一年一度水陆交替的自然规律，发明了这个框架结构，冬天装上木板，避风挡寒；夏天则拆除木板，成为只有棱、没有面的长方体，形成水的通路，这个极简的水泥框架，在大自然的潮起潮落中屹立了50年。
作为一种历史的留存，自然中心将这个框架结构保留了下来，与它身边的新式“吊脚楼”一起，为来到南矶湿地的市民带来了一节生动的自然教育课。胡斌华介绍，“自然教育说到底是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湖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保留着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这是最生动的自然教材。”2020年，由于顺应自然的吊脚设计加上精确的计算，自然中心完美抵御了鄱阳湖大水，建筑主体毫发未损，但保护区的其他建筑则遭遇了沉重打击。胡斌华不得不继续思考自然界抛出的这道难题，请建筑师朱竞翔再度“跨界”出山。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建造特殊的建筑，对建筑师而言是巨大的挑战，也是有趣的尝试。这一次，经过保护思维与建筑思维的多番碰撞，“积木”的火花迸发了——模块化、轻型、可腾挪的建筑在南矶湿地呼之欲出。
在朱竞翔的设计中，10个左右的“积木”作为建筑的结构载体，在其中布局植物、野生动物、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主题的互动式体验课堂，塑造出一个立体可感的鄱阳湖，为各年龄层的访客呈现沉浸式互动体验。奇妙的是，“积木”可以根据保护区的水位变化而移动，在夏季转运至城中，充实社区、公园的节假日生活；在冬季则回到湖区，丰富湿地观鸟体验。“积木”当中照明等低功耗能源通过太阳能发电自给自足，配套卫生间则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整体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建筑。
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方案，看上去是奇思妙想，其实一举多得，不仅解决了保护区水陆交替的空间难题，湿地宣传教育也变得灵活自如——不再局限于保护区，而向城市推进，将面向更多的城市居民讲述鄱阳湖的故事。这种新颖的建筑模式，也是一次“生态保护+建筑美学”的跨界尝试。
宣传教育：每个保护人都是传播者
“湿地的故事，需要有更多的传播方式，既要有实地的观赏和体验，保护区也应该主动走出去，深入社区、学校和市内的公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胡斌华说。伴随着南矶乡渔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前来湿地观鸟、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除了专业的科普内容外，市民对保护工作内容也十分好奇，这也是讲好保护故事、让社会公众了解保护事业的重要方式。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由于自然通江，水位随着季节变化自然涨落，形成“枯水一线，丰水一片”的湿地景观。在冬季，由于滩涂裸露，为不同食性的越冬候鸟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也是东亚最大的候鸟越冬地。
在胡斌华看来，夏季4000多平方千米的水域面积，463种鸟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33种，这些数字背后都不简单，都蕴含着极为丰富多彩的故事。
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因为敬畏和好奇，胡斌华经常行走于鄱阳湖的茫茫滩涂，越行走却越发现，自己对鄱阳湖知之甚少。“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南矶湿地，从保护区对面的都昌湖区看过来，又是另一番景象，令人震撼无比。”胡斌华认为，鄱阳湖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永远都读不完，每个人去读感受也都不同，打开的方式因此也多种多样，应该鼓励更多心系鄱阳湖的人，带领大家去打开这本书，阅读这本书。
胡斌华自己有记录和分享的习惯，在保护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巡护日记”的专栏，鼓励同事们将自己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用最平实的语言记录下来；胡斌华还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保护工作者的专业敬业和酸甜苦辣转变为精彩的“鸟人鸟事”，来到学校、图书馆，与公众分享。“所谓的教育，应该是触动心弦、打动人心的，更应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切的分享。”胡斌华说道。
就在今年，《湿地公约》秘书处为来自13个国家的25个城市颁发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证书，中国新增的7个国际湿地城市，南昌就在其中。这是目前国际上在城市湿地生态保护方面规格高、分量重的一项荣誉，代表一个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重大成就。
南昌的成功入选，将紧邻鄱阳湖、江湖交汇的湿地资源禀赋再次呈现到世界的面前。生生不息的鄱阳湖，正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美丽风景中走进更加美轮美奂的明天。（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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