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之一，其首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传承自然文化和提供生态产品等。近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仍面临“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等诸多挑战。为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价值，我们需要首先摸清家底，全面了解国家公园的权责归属、资源本底、生态状况及生态产品的权属、种类、数量、分布、价值等，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图为江苏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摸清家底对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义
摸清国家公园“家底”就是全面普查国家公园范围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清洁空气、减少噪音、吸附粉尘、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自然灾害等方面提供生态产品的产权归属、数量、质量、分布以及动态变化情况，根据地域特点、资源禀赋等，确定合适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模型以及关键参数，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摸清家底对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数据基石。在科学计算、合理评估的基础上，为各类生态产品定价，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而摸清家底，就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依托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与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对各类生态产品权属、种类、数量、质量、分布进行摸底调查。通过摸清各种生态产品的产权主体以及生态产品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数据，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家公园所提供的生态产品的实际价值和潜在贡献；另一方面可为完善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的绩效考核，为财政转移支付、地区间的横向补偿等提供翔实数据。
二是为生态产品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持续开展实时、动态的生态产品调查与监测，我们能够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生态资源的分布格局、种群的规模及其健康状况、地质条件等关键信息。这些详尽的数据为科学保护和管理受保护物种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维护生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这种监测使我们能够及时捕捉到国家公园不同功能区的生态状况变化，以及生态问题的动态演进，从而快速识别并掌握重大生态风险，为政策的及时调整和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当前摸清国家公园家底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定义模糊，分类亟待明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生态产品是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然而在国家公园的特定背景下，生态产品更是承载了地域文化、地质遗迹、生物多样性等多重属性，一旦其独特性和稀缺性得不到体现，就影响了生态产品的市场定价，并导致生态产品的价值被低估。
此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分类标准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目前对于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分类，往往基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产品分类也不尽相同。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机构或地区可能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使得生态产品的分类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
第二，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权责归属模糊，监测机制缺位。国家公园涉及的自然资源资产种类繁多，包括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划和管理部门，导致权责归属不明确。此外，传统的保护地管理体系存在多头管理和交叉重叠的问题，缺乏统一的协调和管理机制，使得权责归属难以界定。
同时，调查监测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国家公园在生态本底数据方面仍存在不少缺失。当前，尽管国家公园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监测体系，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与发展，但仍然存在工程式、间断式的实施模式。这使得监测数据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家公园的生态状况和资源变化情况。
第三，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物评估误差大，市场定价不准。生物物理模型作为核算体系的核心，广泛应用于国内生态产品的实物量评估。然而，由于模型多样性，数据处理和参数选择的差异造成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验证变得复杂。不同模型对同一科目的评估可能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
在评估了生态产品的实物量之后，通过特定的定价方法，我们能够计算出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国内采用的定价方法包括直接市场定价、替代市场定价、假设市场定价、价值转移以及其他特殊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适用场景。例如，替代市场定价可能会受到主观选择的影响，导致不同的定价基准被选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评估结果。
摸清国家公园家底的关键做法
首先，明晰生态产品内涵，重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分类。国家公园背景下的生态产品内涵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它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的自然资源，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等，还包括了生态系统提供的多种利于维持生态平衡、保障人类福祉的产品，特别是文化层面的价值，如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以及民族传统的传承等。可以依据其内涵，在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框架下，依据接受程度最广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将其划分为生态供给产品、生态调节产品以及生态文化产品三个大类。
生态供给产品包括农林产品、生物质能等与第一产业紧密相关的物质原料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包括清新空气、洁净水源等人居环境产品，以及物种保育、气候变化调节和生态系统减灾等维系生态安全的产品以及可交易的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污染排放权益，取水权、用能权等资源开发权益。生态文化产品则包括依托生态资源开展旅游休憩、健康休养、文化产品、地质遗迹等，以及根据地域特色所展开的美学、科研等产品。
其次，推动生态产品确权登记，健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为深入摸清国家公园的生态本底，需要明确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等权责归属。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推动国家公园内各类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工作，明确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赋予当地居民或其他社会主体使用权，以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通过法律增设特许经营专条。明确竞争机制、监管与评估制度与退出机制，能够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公园管理和保护的积极性。明确的权责归属不仅规范了各方在生态产品开发利用中的行为，还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防止资源滥用，保障各方权益，提升公园管理效能，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经济效益的双赢。
以生态产品分类为导向，系统调查并重点掌握公园内生态产品的类型、数量及质量等核心数据。利用“空天地海网”立体感知技术和现场调查监测等手段，建立长期的生态监测网络，对微生物、动植物、土壤等生态要素进行详尽的探查，揭示其种类、分布、数量、格局及演变特征。通过整合遥感、地面调查、无人机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监测等多种数据，构建全面、动态更新的生态产品信息库。
再次，规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促进核算结果纵横可比。为了准确反映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与经济影响，要确保在核算过程中采用一致的方法和标准。针对实物量核算，首先需要固定统计模型，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模型，例如刘宝元教授提出的土壤侵蚀模型。在参数调整方面，运用多种核算模型，其结果经过交叉验证，根据每个国家公园的具体情况进行精细化处理，以识别和纠正偏差，提高模型的适应性和预测的精确度，增强核算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针对价值量核算加强数据收集与分析、多元化运用定价方法、建立完善的定价基准、促进专家咨询与公众参与以及强化评估结果的实际应用与反馈调整。
此外，还应建立一个持续监测和评估的机制，确保能够及时更新数据和调整模型，以反映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这种动态的核算方法有助于揭示国家公园随时间的价值演变，可以确保同一国家公园在不同时期的核算结果具有纵向可比性，即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国家公园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趋势；同时，也能保证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公园的核算结果具有横向可比性，使得管理者能够在同一时间节点对不同公园的生态价值和保护成效进行有效比较和综合评价。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达国家公园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缓解以及社会福祉等方面的贡献，进而增强公众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
快速入口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204号
